他朝起居室挪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用手在墙壁上摸索着，不碰任何东西，但他还是把一只花瓶打到了地上。他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花瓶，要么就是妻子在上班之前把它放在了那里，想等回来再找个合适的地方放。他弯下身子来检查自己闯的祸。水把打蜡的地板弄湿了。他摸索着捡花，没留神打碎的玻璃，一块长条碎片扎破了他的手指，一阵钻心的疼痛，使他那双只能看见一片白色的盲眼里涌出了无助的孩子般的眼泪。在起居室的中间，在夜晚将临的暮色里，他一面手执鲜花，感觉着鲜血的流淌，一面在口袋里四处寻找手帕，尽其所能地包扎好手指。然后，他东绊一下，西撞一下，趔趔趄趄地绕过家具、地毯，摸到了平日和妻子看电视的沙发上。他坐下来，把鲜花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解开手帕。血摸起来黏乎乎的，让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想肯定是因为自己看不见，血于是变成了一种没有颜色的黏液，一种既陌生又属于他的东西，同时又像一个自己造成的威胁，矛头直指向他。他用那只好手慢慢地、轻轻地寻找那块碎玻璃，像把小匕首一样锋利的碎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甲钳出了整块玻璃。他再次用手帕把受伤的手指裹上，这次裹得很紧以止住流血，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了沙发上。不一会儿，尽管神经仍然十分警觉和紧张，但仿佛在逻辑的单一引导下，身体习以为常地选择了就此放弃痛苦和绝望，一阵沉重的疲惫袭来，与其说是劳累，不如说是困倦更恰当些。他马上梦见自己在假装失明，梦见自己不停地睁眼闭眼，每次都好像从旅途中归来一样，眼前是他所熟知的由一成不变的形状和颜色构成的世界。然而在这种肯定下面，他仍然觉察到了不安那单调的骚扰，也许是个骗人的梦，一个他迟早要醒来的梦，不知等在他面前的是怎样一种现实。那么，如果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话，它涵盖的也是只能持续几秒钟且在半梦半醒状态下已经准备醒来的疲惫，他得认真考虑考虑，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是否明智。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我醒过来？还是不醒过来？除了冒一次险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是干什么呢，怀抱鲜花闭着双眼，好像害怕睁开似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抱着鲜花睡觉？”妻子问道。
她没等回答，径自开始收拾花瓶碎片和擦干地板，同时一直在嘟嚷，毫不掩饰她内心的不满情绪。你本该自己收拾这个残局的，可你却没事儿人似地睡大觉。他没作声，紧闭着双眼进行自我保护。他忽然被一个念头搞得心神不宁，他问自己：要是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呢？他的心被希望煎熬着。女人走近了，发现了沾满血迹的手帕，立即平心静气了。
“可怜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她一边解开临时凑合用的纱布一边同情地问。
这时他徒劳地渴望看到妻子跪在他的身旁，他知道她就在那儿，然后，明知自己看不见她，他还是睁开了眼睛。
“你总算醒了，我的睡包。”她微笑道。
一阵沉默过后，他说：“我失明了，我看不见了。”
女人不耐烦了：“别再瞎胡闹了。有些事不能开玩笑。”
“我多么希望这是个玩笑。事实上我确实失明了，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求求你，别吓唬我，看着我，这儿，我在这儿。”
“灯亮着，我知道你在那儿。我听得见你，摸得着你，我能想象你开灯的样子，可我看不见了。”
她哭了起来，向他扑了过去：“这不是真的，说这不是真的。”
鲜花滑落到地板上，滑落到血染的手帕上，血又从受伤的手指涌了出来，而他，好像想用别的话来表达对自己伤痛的无所谓，小声说：“我看什么都是白的。”然后他凄然一笑。
女人在他身边坐下，紧紧地拥抱他，温柔地亲着他的前额、脸颊和眼睛。“你会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没生病，谁都不会一下子失明的，也许，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时候，在哪儿，不，等会儿，我们首先必须找个眼科大夫咨询一下，你能想起谁来吗？”
“够戗。我们俩都不戴眼镜。”
“如果我带你去医院的话，大概不会有治疗失明的紧急措施。”
“你说得对。我们最好直接去看大夫。”
“我查查黄页，找个大夫。”她站起身来，仍然不相信地问他，“你感觉到什么区别吗？”
“没有。”他回答道。
“注意，我要关灯了，告诉我你的感觉，现在。”
“没有。”
“什么叫没有？”
“没有。我眼前只有一片白色。就好像没有黑夜一样。”
他听得见妻子在迅速翻动黄页，一边抽着鼻子忍住眼泪，叹着气，最后开口说：“这个行，但愿他会给我们看看。”她拨了一个号码，询问是否是那家诊所，大夫在不在，能不能跟他说话。“不，不，大夫不认识我。情况非常紧急。是的，求求您。我理解。那么我向您说一下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恳求您向大夫转达一下我的话。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丈夫突然失明了。是的，是的，突然一下子。不，不，他不是大夫的老主顾，我丈夫不戴眼镜，从来不戴。是的，他的视力非常好，跟我一样，我的视力也很好。多谢您了。我等着。我等着。是的，大夫，突然一下子。他说他看什么都是白的。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时间问他。我一回家他就这样了。您想让我问他吗？啊，太感谢您了，大夫，我们马上就来，马上。”
失明者站起身来。
“等等，”妻子说，“我先收拾一下这根手指头。”
她走开了一会儿，带回来一瓶消毒剂、一瓶碘酒、棉球和一盒纱布。她一边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你把汽车停在哪儿了？”忽然她不兜圈子了：“可是你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你开车了，要不就是出事的时候你已经回家了？”
“不，就在街上，在我等红灯的时候。有个人把我带回了家，车就停在邻街上。”
“好吧，我们走吧。我去找的时候你在门口等着。你把钥匙放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他没还给我。”
“他是谁？”
“那个带我回家的男人。”
“是个男人。他肯定把它放在哪儿了，我来找找。”
“找也白找，他没进家门，可钥匙肯定在某处。他很可能忘了，稀里糊涂地把钥匙装走了。”
“我们需要的就是钥匙。”
“先用你的钥匙，然后再找。”
“好，我们走吧，抓着我的手。”
失明者说：“如果我这样下去的话，还不如死了好。”
“求求你，别说胡话，情况已经够糟了。”
“是我瞎了，不是你，你想象不出来有多难受。”
“大夫会有办法的，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他们离开了。在下面大厅里，他的妻子开了灯并对他耳语道：“在这儿等着我，如果邻居有人来，对他们说话自然些，说你在等我，谁看见你都不会怀疑你看不见的，何况我们也没必要把自己家什么事都告诉大家。”
“好的，可是别太久了。”
妻子连忙走了。没有邻居进来或出去。失明者根据经验，可以凭自动开关的声音判断楼道的灯是明是灭，所以一没声音他就按按钮。光，这灯光，对于他已经转化成了声音。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街道就在附近，百八十米的距离。如果我们再耽误下去，大夫就会走了，他心里想。他下意识地做了一个机械动作，抬起左手腕低头看表。他好像挨了一闷棍似地噘了一下嘴唇，暗自庆幸这会儿周围没有邻居，因为此时此刻，只要有人跟他说话，他就会嚎陶大哭起来。一辆汽车停了下来，终于到了，他想，可马上又意识到那不是自己汽车的发动机。“这是个柴油机，肯定是辆出租，”他一边说，一边又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
妻子惊惶失措地回来了：“那个帮你忙的好心人，那个好人，把我们的汽车偷走了。”
“这不可能，你没看清楚。”
“我当然看清楚了，我的视力没有一点问题。”这后一句话是无心说出来的。“你告诉我说汽车就停在旁边那条街上，”她连忙纠正自己道，“可是没有，除非他们把它放在另一条街上了。”
“不，不，我敢肯定它就停在了这条街上。”
“反正现在它不见了。”
“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钥匙呢？”
“他趁你糊涂和沮丧的时候抢了我们。”
“当时我还不想让他呆在屋里，怕他偷东西，可是如果他一直陪我到你回家的话，就不会偷走我们的车了。”
“咱们走吧，有辆出租在等着呢。”
“我发誓我愿意折一年的阳寿，看到这个流氓也瞎掉他的眼睛。”
“别这么大声。”
“而且他被人偷个精光。”
“他可能会再来的。”
“啊，你认为他明天会来敲门，说他由于一念之差偷了那辆车，他很抱歉并希望你感觉好一些？”
他们来到大夫的诊所，一路上没吱声。她尽量不去想失窃的汽车，并爱怜地握住丈夫的手。他低着头，好不让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他的眼睛。他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他能听到交通的噪音，出租车停车时发出的尖利的怪声。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们还在沉睡的时候，外界的声音已经穿透好像白床单一样将我们包裹其中的无意识的纱幕。好像白床单一样。他摇摇头，叹了口气，妻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颊，意思是别着急，有我在这儿呢。于是他把头靠在她的肩上，不在乎司机怎么想。他幼稚地想，如果你是我的话，也开不了车。他意识到这个想法的荒唐，庆幸自己在绝望中还能进行清醒的思考。他在妻子的悉心帮助下离开出租车，看起来还很平静，可是等到要走进决定他命运的诊所的时候，他声音颤抖地问妻子：“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摇了摇头，仿佛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
他的妻子对接待员说：“我半个小时以前为我丈夫的病打过电话。”接待员于是把他们带进一间小屋，其他病人都在里面候诊。有一个老人一只眼睛上戴着黑眼罩；有一个小男孩看上去对眼，身边显然是他的母亲陪着他；有一个姑娘戴着墨镜；还有两个表面上没什么特点的人。但是没有一个盲人，盲人不来看眼科。女人把丈夫领到一张空椅上，剩下的所有椅子上都有人，于是她就站在他的身边。“我们得等一会儿，”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听到了候诊室里的说话声。这时又一阵焦虑袭来，他觉得等大夫检查花的时间越久，他的失明就越严重，几乎到了不愈的地步。他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心情非常烦躁，他几乎要向妻子倾诉了。这时门开了，接待员说：“你们两个这边走。”然后转向其他患者：“大夫说了，这个人有急症。”
对眼男孩的母亲抗议说她的权利不容侵犯，她是第一个来的，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其他患者低声附和着她。然而无论他们还是她本人，都认为继续抱怨下去是不理智的，万一大夫介意了，会对他们的无礼进行报复，让他们等得更久。一只眼戴眼罩的老头气量比较大：“让那个可怜的人先看吧，他的情况比我们糟得多。”
失明者没有听见，他们已经走进了大夫的问诊室，妻子说着：“真谢谢您，大夫您心真好，只是我丈夫他———”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因为说实话，她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知道丈夫失明了，他们的车失窃了。
大夫说：“好吧，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毛病吧。”
失明者讲他在车里等红灯变绿，这时他忽然看不见了。有好几个人赶来帮忙，一位听起来上了年纪的妇女说也许是神经出了问题。然后一个男子陪他回了家，因为他自己做不到了。“我眼前一片白色，大夫。”他没提汽车失窃的事。
大夫问他：“以前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
“没有，大夫，我连眼镜都不戴。”
“你是说它来得很突然。”
“是的，大夫，就像灯亮起来一样，倒更像是灯亮起来一样。”
“最近几天以来，你有没有觉得视力有什么异常？”
“没有，大夫。”
“你的家族和家族史里有没有过失明的先例？”
“在我认识和听说的亲戚里面，没有。”
“你是否患有糖尿病？”
“没有，大夫。”
“花柳病呢？”
“没有，大夫。”
“动脉或脑细胞的高血压呢？”
“我对脑细胞没把握，但其他的病都没有，我们工作的地方有定期检查。”
“今天或者昨天，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打击？”
“没有，大夫。”
“你的年龄？”
“三十八。”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眼睛吧。”
失明者把两眼睁大，仿佛是为了帮助加快检查的进程，可是大夫挽起他的胳膊，把他安置在扫描器后面。一个人但凡有点想像力，就会把它看做一个忏悔室的新翻版，只不过是用眼睛代替了语言，而且牧师直接逼视罪人的灵魂深处。
“把下巴放在这里，”他引导着他，“眼睛一直睁着，别动。”
女人靠近她的丈夫，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会弄清楚的，等着瞧吧。”
大夫把身边的双筒显微镜升上去又降下来，扭动着排列齐整的按钮，开始了检查。他发现角膜没问题，巩膜没问题，虹膜没问题，视网膜没问题，晶体没问题，桔黄斑没问题，视神经没问题，哪儿都没问题。他把仪器推开，揉揉眼睛，然后默默地重新开始第二轮的检查，结束的时候他一脸的困惑：“我找不到一点儿伤，你的眼睛是完好的。”
女人高兴地合起双手，叫喊道：“我说什么来着，可以治。”
失明者没理她，问道：“大夫，我可以把下巴挪开吗？”
“当然啦，对不起。”
“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的眼睛是完好的，那我为什么失明了？”
“这会儿我还说不好，我们还得进行更具体的检查、分析，做一次脑电图。”
“您认为跟脑子有关系吗？”
“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不大像。”
“可您说没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问题。”
“是这样。”
“真奇怪。”
“我的意思是，事实上你失明了，但现在你的失明难以解释。”
“您是不是怀疑我没失明？”
“那倒不是，问题是你的病例非同寻常，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行了这么多年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事，我敢说在整个眼科史上也没听说过这种事。”
“您认为有救么？”
“从原理上讲，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损伤或先天的毛病，我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但显然又不是肯定的。”
“不过是谨慎罢了，因为我不想建立起希望，到头来又实现不了。”
“我理解。”
“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我要不要接受什么治疗呢，比如吃药之类的？”
“目前我还不想开什么药方，因为那样就显得盲目了。”
失明者发现这个说法很机敏。大夫假装没听见，从检查眼睛时坐的转椅上下来，站起身在诊断书上写下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他把那页纸交给失明者的妻子，说：“拿着这个，等结果下来以后和你的丈夫一块儿回来。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变化，给我打电话。”
“我们该交多少钱，大夫？”
“到收款台交费。”
他陪他们走到门口，小声鼓励着：“我们等等看，我们等等看，千万不要绝望。”
他们刚走，他就走进问诊室旁边的卫生间，长久地望着镜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嘟嚷着。然后他转向问诊室，朝接待员喊道：“下一个病人。”
当夜，失明者梦见自己失明了。
（José Saramago，Blindn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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